媒介技术的革新是在媒介融合的技术支撑与受众信息依赖的牵引之下，表征媒介对社会环境建构影响力的一种信息社会形态。互联网成为改变世界的结构性力量，元宇宙、区块链、算法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当今世界进入深度媒介化的高级阶段。智能化的信息传播技术催生了全球数字新闻业的兴起，新闻惯例、新闻专业主义及新闻职业管辖权等正处于颠覆性的媒介实践之中，相应的媒介观逐渐超脱出实体化的机构，成为斯麦兹所言的连接性隐喻。在《奇云》中彼得斯认为媒介是有机物或无机物层面的环境、代理、秩序、基础设施、后勤技术手段乃至于元素。遍在的后人类主义媒介网络已然成为新闻业的深层生态，中国的原生媒体、平台媒体等达到了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新闻行动者网络的边界大为拓展。数字技术驱动着新闻业的创新，其深度嵌入推动了研究者对新闻实践中技术与文化等复杂关系的重新审视。因而，理解当下的数字新闻业，便需重视技术等物质性要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并援引新理论来调整新闻学的研究范式。全球新闻学界对媒介技术的分析日益显著，超越了技术工具论与技术决定论的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下文简称为STS）成为重塑新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二、作为科学技术学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反战、军工联合、身份政治等社会运动与反思现代性、批判科学的思潮，有欧陆（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和美国（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两大传统。两种谱系均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偏向，视科学技术为审察对象，区别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意义处理部分。STS领域的研究中心是技术问题本身，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人类选择、规制和劳动的历史产物，致力于探索科学知识技术与社会制度、日常秩序等物质性实践之间的多重关联。STS视科学技术为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场所，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和分析，建构起有关技术物、社会结构、互动行为等相应问题的意涵，属于广义上的科技建构论。STS代表性学者、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希拉·贾萨诺夫总结了STS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共同生产与社会技术想象是STS思考世界的基本方式；“批判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则是STS特殊的元方法体系。她更期待STS能关联表征、制度、话语、认同等多元理论体系，成为类似于历史学的包容性领域。作为STS领域的概念性工具，“共同生产”指科学技术与社会秩序同时嵌入到我们认识以及表征世界的所有组成要素之中，包含“构成性”和“互动式”两种共同生产观。构成性的共同生产观并不区分所谓“科学”“社会”“自然”“人文”的界线，而是以彼此渗透的杂糅方式来呈现科学事实的生成以及对人类本身、人造物资源等的广泛调度。互动式的共同生产观则关注在已有的日常秩序和突发的变革时期，人们如何组织以及周期性地再组织关于实在的认知，侧重于从争议之处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阐释弹性。贾萨诺夫认为“社会技术想象”是特定集体对技术系统、技术政策、社会生活、文化秩序等稳定可达的公开愿景。共同生产为STS提供了何时观察事物、如何看待事物的方法论切入点，其实践一直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而社会技术想象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调适的共通理解。STS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且仍处于充满争议的发展之中，整合着狭义上的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以及广义上的批判性政策研究等多样化的分析进路，虽然是松散的领域，但有着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熔炉效应。STS不仅研究实在的技术物，也探讨社会情境中技术物的发展以及社会与科技之间的互相型构，其核心关切在于特定科学知识在社会上的创新扩散。STS内部就技术的社会性与物质性之关系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对技术决定论及社会决定论均持谨慎态度，兼有温和的观点与激进的看法。持温和观点的研究者强调对于科学技术的分析应该尽可能涵盖完备的社会过程，持激进看法的研究者认为与科学以及技术相关的内容均是社会建构而非自然形成。整体而言，多数学者较为认可技术物与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形塑和彼此建构。另外，在如何看待STS研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上，林奇、拉图尔等人主张应由批判转向合作，建设性地向人们描述科学以解释社会，并回归到科学技术的实践场所。在深入描述社会脉络的过程中，针对人们习惯性地视技术物为不可知的“黑箱”以及认为科学事实是纯粹客观以及不容怀疑的现象，STS的研究者强调这并非客观事实的本质状态而是社会的主观建构使然。质言之，STS的重要任务便是对黑箱化进行祛魅，在不断变动的转译网络中持续关注技术的动态生成过程，使相应的黑箱内部可描述、可质询进而能被认知。然而，即便是对称性地打开黑箱，其揭示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异质性行动主体所构成的复杂网络并不存在清晰的稳定边界，应重点关注技术、社会等物质性实践共同生产的动态性过程。渐趋主流化的STS研究起初并未重点关注信息传播领域。然而，从人类世到后人类，傅里叶方法、图灵机构的技术之思推动了技术型媒介从“模拟”进化到“数字”，人们已然生活在被技术重新定义的文化之中。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下文简称为ICTS）的突破，数字媒介及相关基础设施在新闻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社会建构中日益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亟需以跨学科的交叉对话来考察万物媒介化的元过程。21世纪初，部分传播学者已经在尝试着将STS与传播研究勾连起来，以期为重新思考ICTS提供理论想象。STS学者也从关乎国计民生的一般性物质技术如通讯网络、航天技术等，转向了影响日盛的数字媒介技术。此时，STS领域内已经历了四次科学技术研究的浪潮，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论先后从权威深奥的科技观、强纲领的经验主义、温和的社会建制发展为当下以对技术的物质性分析作为主要范畴的自然主义。数字新闻业的勃兴为STS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域，相应地STS路径视新闻业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认为数字媒介技术是复杂的社会物质现象，并以此为关键入射角来探讨其中物质性的不同体现。
四、超越黑箱：多元新闻行动者的共同生产ANT是基于后人类主义建构的客观理论，均等地重视人和非人的行动者，没有对行动主体做出事先的预设，同时考察两种类型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并且重视科技行动者的重要地位，能全方位地描述新闻业变动、多样性的数字化实践，以诠释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新闻创新与变迁。ANT尤以对科学实验场所的微观民族志考察见长，这适合于数字新闻场域的深度调研。在学理层面上，ANT与技术可供性、创新扩散等理论结合起来，可分析数字新闻生产实践中对技术创新的采纳以及不同新闻行动者之间相互协商的社会过程。实践层面上，ANT能帮助审视数字新闻业的网络化实践：关注其中的先锋群体，追踪并详尽描绘出新闻事实、产品、组织的建构过程，如媒介技术设备的处理机制、人类行动者与技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等系列转译行动；分析新闻编辑室使用了哪些具体的技术和行业工具，如沉浸式自主性技术等软件基础设施；观察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变动，如哪些新行动者进入，哪些旧行动者退出。目前的数字新闻研究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使用，基本上是以对称性原则为中心来探讨技术在新闻业持续转型中的作用。事实上，还有一些潜在的理论贡献有待发掘。在进行更广泛的理论回顾之后，David Ryfe发现ANT对社会的非空间理解有关键优势。ANT将空间性定位在意义上而非定位在地理上，并且没有把接近性等同于意义。以往对数字新闻的主流空间理解，引导学者们注重对新闻业的职业边界描述，即谁入谁出的问题。以此为基础，诸多文献中充斥着“闯入者”“局内人”“陌生人”和“中间人”等新术语。这种划界倾向掩盖了新行动者的自我认同，事实上，很多新行动者明确表示自身不是也无意于从事新闻工作。ANT对社会空间的理解能启发研究者把新闻生产想象成一系列的新闻聚合，而不是一个统一的职业。这促使学者们不再单纯地将新行动者与专业联系起来，进而摆脱记者与非记者的二元区隔，允许行动者在相互交织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中可以拥有多重身份。换言之，不是每一个参与新闻活动的行动者都是新闻工作者，可围绕共同关切形成灵活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以保持分析上的独特性，而不必纠结于仍将日益碎片化、分散化的新闻生产视为单一的专业领域，这样很难追踪谁是中心、谁是边缘。数字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行动者身份与职业的对应被切断，成为多元主体参与的构成性共同生产，例如中国语境下存在着媒体主导型、社区共享型、节点状动态等超越职业组织界限的协同生产网络。新闻生产行动者间的关联被嵌入到各式各样的物质性要素之中，如新闻稿、数据库、职业守则、文体手册、协作文档等，在其间的调适达到一定的实体稳定度之后，便成为约定俗成的行动惯例，这些核心概念某种程度上可认为已被黑箱化。这是数字新闻业软客体的黑箱化，硬客体类似的情形亦比比皆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更迭使得新闻业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物，但其内在的网络化结构因为整体的协调而容易被视为自然的实体，即上文所言之“黑箱”。追踪新闻行动者网络中异质性行动者的互动实践，理解这些新旧技术物、新旧制度等在数字新闻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一个打开黑箱的过程。需注意的是，任何类型的研究都只能打开一部分“黑箱”，而另一部分“黑箱”则被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秩序当中。应以历史的视野进行技术社会史的研究，即历时性地探照数字新闻业演进过程中物质条件、技术先例、新兴技术以及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延续亦或断裂。在研究新闻行动者网络的过程中，应持非媒介中心的认识论，使用者的实践往往会倒逼技术物质形态及动力机制的进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数字新闻主流生产模式背后的主导性技术框架先后经历了图形浏览器、博客网站、社交媒体平台和智能设备的阶段且演进未尽。可以看出，这几种类型的核心技术沿袭着从软件到硬件变迁的内在线索，相应新闻生态的革新重点从技术标准、新闻机构转移至信息网络。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重新配置了新闻编辑室中异质性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协作网络，通信协议等非人行动者亦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然而，如何让无法为自己发声的技术系统诉诸言说是实际的挑战，这关乎是否能像对待人类行动者一样处理非人行动者的问题。追踪信息通讯技术带来的各种数字痕迹如网络日志、元标注、元数据等，或影子式的实地观察是获得非人类行动者物质敏感性的主要方法。此外，还可通过对人类新闻行动者进行访谈来追溯非人类行动者的存在，对编程、算法等技术的反身性研究以及对书面文本中物质性要素的话语分析也是可采取的有效策略。新闻行动者网络中存在着多元的人类和非人行动者，拉图尔是不区分主体地位的，然而就如何审视这些异质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类研究持技术主体性的观点，另一类研究重申人类的主体性，其它研究则致力于调和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基特勒提出的“媒介网络”理论从媒介本体论层面对主体性争议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他主张将技术媒介置于特定时空的递归历史中，以寻找基于数据与信息网络的本体论特征，技术在与人一起的媒介网络中才会发生作用。如果说行动者网络将技术视为与人同等份量的行动者，那么媒介网络则阐明了技术与人之间的本体论关系。行动者网络理论、媒介网络理论拓宽了新闻生产中的主体范畴，前者引入技术物作为非人行动主体，后者让研究者关注到人类行为主体中的隐形工作者。所以，亟需拓宽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主体范畴，来弥补ANT意义上因技术黑箱导致的不可知论。ANT涵括了人类行动者以及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这种无差别的均质对待既是该理论的突破创新，也是争议之处。批评者们认为ANT重描述、轻阐释，一方面忽视了被行动网络所排斥的边缘行动者，且非人类行动者会消减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知论的色彩，无法批判式地描绘在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领域内行动者们随时间而变化的组织权力结构。事实上，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编辑等以及已被学界、业界热议的程序员等技术人员群体，各种数据标记员还有服务器的软硬件维护人员等隐形工作者亦应被纳入数字新闻的行动者网络之中。于是，或将ANT与其它理论如媒介网络、创新扩散、世界理论、实践共同体、元话语分析、新制度主义、结构化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媒介技术哲学、媒介人类学等嫁接使用，或引入STS研究的其它路径如技术戏剧、交易区域、软件研究、制度创新、技术的社会建构、大规模技术系统等来共同研究数字新闻业的物质性问题。五、实现探照：诠释社群的社会技术想象数字新闻业的ANT网络随实践而变动，未来的深化研究应对其中经历技术革新后仍能存活的技术物、组织制度、人事岗位等保持稳定的事物予以适配关注，理性反思新旧行动主体的特质及其间的继承与关联，进而从中思考新闻行动者网络的转译机制。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围绕物质敏感性所形成的新闻生产网络，事实上建立于新闻生产网络之上的信息流通网络以及奠基于新闻生产网络之下的情感网络也是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应有之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流动的认知连续体。在此基础上，应当发展出总体性的方法体系来有效检视处于边界重构之中的数字新闻业，进而激活新闻网络。这需借助于媒介技术物的人类代理即诠释社群的力量。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共同体以物质性为中心，通过对知识、观念等的内外部沟通，才能在充满流变与不确定性的新闻生产实践中具备理性审视、科学行动的实用智慧。诠释社群的争鸣也非一蹴而就，前文提到，STS领域整体上持技术与社会互相形塑的温和观点，其研究传统中“技术的社会建构”范式（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下文简称为SCOT）能对ANT形成有益补充，以进一步把握好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社会与技术之间的互嵌关系。SCOT有三种叙述传统：诠释视角上，从关注技术的物质层面到解释技术文化；核心理论上，从认为技术是由社会建构的转向认为技术与社会是协同生产的关系；研究定位上，从探讨技术发展本身到理解现当代技术、科学、社会的政治意涵。同时，SCOT涵括层层递进的四个分析单元，分别是“单一人工制品”“整体性的技术系统”“社会技术组合”“技术文化”。秉承上述的叙述传统与分析单元，新闻行动者网络中技术的社会建构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初始灵活解释阶段、意义阐释闭合阶段、稳定技术框架的再讨论过程。这种三阶段的方法论能为理解特定技术物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演化过程提供一个完整的诠释语言框架，信息传播技术领域不确定性的发展张力使得相应阐释仍未闭合。中国的数字新闻业为STS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技术想象场所，但“元宇宙”“数字人”等频仍出现的智能化传播技术并未能激发更多的数字应用创新，反而是那些相对较早的媒介技术如短信新闻、手机界面等与新闻实践再生了密切的结合。事实上，数字新闻业的确正在加速成型，只不过已从之前对新技术的热烈追逐转变为依技术可供性的生态现实而灵活调适。数字技术与新闻业的互塑同时受到具体场景、个体实践、政经结构的持续约束，因而对社会情境中在地化媒介的随机使用是理解ICTS发展逻辑的重心。这催生了自上个世纪黄金年代之后新闻民族志研究的第二波浪潮。帕布鲁·博奇科夫斯基是STS领域中较早进入新闻研究的学者，其著作Digitizing the News：Innovation in Online Newspapers中关注了以往在新闻场域中被忽视的物质空间维度，他以SCOT为理论视野，展现了美国报纸对互联网的技术采纳过程，并直接驱动了新闻民族志重返主流视野。他在后续的研究中，更是跳脱出之前注重文化倾向的新闻民族志方法和以组织社会学为主的理论装置，譬如其近年的力作《工作中的新闻：信息充裕时代的模仿》对阿根廷新闻网站进行了研究，得出经由技术物质性要素的中介化监测，产生了“模仿”这种非意图性的技术能力。要言之，博奇科夫斯基以STS路径为研究导向，置身于新闻田野的鲜活实践中，来分析数字新闻业正在生成的媒介基础设施。克里斯·安德森在对博奇科夫斯基上述著作及其它学者多部重要新闻民族志研究进行比鉴参照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化的纪录视角——“组织的时间旅行”：主张研究者在新闻田野工作中超越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小规模、地方性、文化性的个案探讨，以历史偶然性的敏锐意识，嵌入中长期的时间维度上情景化地理解数字新闻业中的技术可供性、物质性实践等结构性力量。安德森本人及其他知名学者也陆续开展了有关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的球地性民族志研究。他们并非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来进行传统描绘，而是探索了数字新闻的生产流程、常规工作、情感劳动、政策环境、时间节奏、空间架构等转译网络乃至整个新闻生态。互联网重新定义了数字新闻的媒介生态，这需扩大组织时间旅行意义上的田野范围以及观察深度。诠释社群通过在田野过程中共享话语来确定解释，进一步影响着对于数字新闻业的社会技术想象。